记者：陈教授您好。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不久前落幕，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倍感振奋，因为这样的会议让他们再次明确了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陈先达：一种学说的生命力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是否有社会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它产生的社会原因，还是它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原因；二是是否包含真理性因素，具有超越自己时代的价值，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三是有无实现这种学说的力量和传人。我从这三方面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社会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适应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无产阶级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来指导自己实现历史使命。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学说，包括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都不可能承担起这个任务。因此，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学说来满足无产阶级革命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这种社会需要。恩格斯在1845年1月2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目前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样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给卢格的几封信中也对当时的社会需要讲得很明白。

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讲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和生根时明确表示，因为中国革命有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那么，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到了21世纪还有支撑它存在的社会需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对一时、一地、某一事件的判断，而是规律性的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走向，人类走向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要求等，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一系列有待实现的任务。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有这种需要，社会主义中国同样有这种需要，因为我们正走在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社会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领航指路。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满足当今时代对它的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不是“天书”“推背图”，也不是一经背熟就可以包医百病永恒不变的教条。它是科学的学说。虽然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使它能超越产生自身的历史条件。这种超越自己时代的东西不是对某事、某人或某种条件下应该采取的措施的具体判断，而是对规律的揭示。这种具有规律性的判断，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在实际中应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尽管当代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再沉滓泛起，但一次次破产；尽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但马克思依然被西方评为“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遗忘，而是在所谓的“挫折”中愈加显现其真理的光辉。

当代世界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当代世界向何处去？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特别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与新兴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文明问题、贫富对立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认识和合理解决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英国学者乔纳森·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中说，“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没有至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粗线条的评价，我们将根本无法把握当今世界，以及当今思想界的很多方面。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应当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密切关注。”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实践性的学说。不仅马克思主义学说传遍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也遍及整个世界。仅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八千多万党员，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分布其中。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是信仰者和实践者最多的学说。实践者最多，说明它拥有在实践中与时俱进的发展力；信仰者最多，说明它拥有在理论上继续发展和持续传承的创造力。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出现众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发展者和实践者。

在当代，尽管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但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活动在西方经常举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在苏联解体、某些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者得意忘形额手称庆时，邓小平同志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它是真理，它代表了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中国，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不断胜利、6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成就、近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生命力。“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中国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和创造性发展的一种认可。

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什么重要意义？应当如何评价其产生的巨大作用？

陈先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最根本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其中，中国化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契合中国需要。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无法前行。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中国化的。只有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方向，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中国革命、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原则，它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作用，必须与它的对象密切结合。如果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就会教条化、抽象化。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过，“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比狗屎还不如，狗屎还能肥田，教条主义一点用也没有。”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就，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实践成果——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的最好评价。

记者：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发展兴盛，再到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理论新进展，我们的学界做出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些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您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传播和“走出去”面临哪些不足？

陈先达：中国是世界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多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出版物最多的国家，也是在实践中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最宽广的舞台和创造性发展的空间。我没有具体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每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在数量上是世界之冠。这些著作和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同程度地对阐述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成果、新进展作出了努力。当然，我们的理论成果与我们的实践相比，还是差距甚远。我们还缺少能够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进行具有理论深度和说服力的阐释的学术著作。借用一句话，我们的理论研究正处于“有高原无高峰”的境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传播和“走出去”涉及话语权问题。话语权不仅在国内思想理论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在当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应该说，对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经验和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有发言权，要主动发声，因为这是讲述我们自己的事情。国外学者的正确意见，我们应虚心听取，但如何评价，应当且必须由我们做主。可惜我们缺少一套比较成熟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是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能否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直接影响着能否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立，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外在表达形式，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作指导，就会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即使运用原来西方曾经使用过的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公正、法治；或者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等概念，我们都应该根据时代赋予其新的内涵。这种内涵不是表现在概念的外壳上，而是表现在概念的运用和解释上。因此，我们亟须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实现这一重要任务，需要全体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

记者：在当今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能够走上国际舞台交流，与您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时的情况相比，是否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学术交流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信、理论自觉是否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陈先达：是的。与30多年前相比，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走上国际舞台交流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思想敏锐，具有开拓和创造精神，具有外语和年龄优势。我们这一代学者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

在学术交流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具有理论自信力。因为一个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力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从根本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该国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以及需要解决的难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动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活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只要能真正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都会具有国际价值，都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独到贡献。

陈先达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文化概论》教材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著有《走向历史的深处》《处在夹缝中的哲学》《陈先达自选集》等。